主题很小众，空间很局促，准确的说其实就只有一条走廊，但展览脉络清晰，展品很丰富也很珍贵。

　　营造学社，这个在1930年创办的学术团体，在短短17年的时间里，以十多人的规模，争分夺秒的和战火赛跑。

　　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，完成了近2000座古建的调查，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

　　比如宝坻的广济寺，当时在克服了艰难的交通条件后，梁思成、王先泽等人终于来到这里测绘。

　　那是他们继蓟县独乐寺后，发现的又一座辽构，绘制的三大士殿的纵剖图，对木构、瓦作和塑像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。

　　还有一些地方，我们曾经去过，甚至也拍过，但如今站在照片前，仿佛“穿越”了一样。

　　比如故宫的太和门，这么多年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，但看到这张照片还是感慨良多。

　　他们曾经在这里做过详细的勘录，从梁架到屋脊，从榫卯到角兽，一处细节都不会放过。

　　再比如他们去到山西实测应县木塔，这座修建于千年前的古塔，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。

　　这张剖面图可以说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身，图纸上的标注详细记录了这座古建筑的构架、塑像，以及榫卯等细节。

　　为了测量塔刹，梁思成和莫宗江不顾危险，顶着大风，爬到60多米高，即便斗拱多达五十多种，两个人却在短短6天内完成全部测绘和摄影。

　　上世纪30年代，日本学者断言，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一千年以上的唐代木构建筑，如果想看唐代建筑，必须去日本。

　　历经5年时间，骑着驴骡数次奔走于太行山间，最终在1937年6月，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至宝，打破这一断言。

　　就这样，他们吃了一个“流浪汉”能吃的所有苦头：睡荒郊、吃不饱、被一切的野生昆虫和动植物折磨。

　　1940年他们迫于局势，“转战”到了四川李庄，此时学社的经费几近断绝，甚至连基本生计都难以保障。

　　我们在当时记录用纸上就能看出，在永陵考古发掘中，很多研究的图稿都是绘在包点心和香烟用的油纸上的。

　　可以说，他们是在做一项“逆时代的工作”，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明抢救行动。

　　比如考古，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，不仅完成了永陵墓葬的建筑研究，还对墓室石刻艺术风格、源流以及乐器形象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，实属难得。

　　再比如建筑史研究，虽然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建筑，有《工部工程做法》和《营造法式》两本专门的书，但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它们就像读不懂的“天书”。

　　营造学社通过文献和实地考察测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，最终“破译”了其中的核心密码。

　　再用现代工程制图方法重绘，加上简单易懂的文字说明，形成了我们认识中国古建筑的基础教科书。

　　也在一些小小细节中，比如图中正门还画有穿着古代装束的人，看到了一种艰苦环境下的情趣～

　　在非常时期，他们编制了包括古城、古建、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清单，标注了它们的位置、价值等等，避免在军事行动中遭到轰炸或破坏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营造学社的纪念馆，更是一次关于文化坚守与学术精神的致敬。

　　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战火与动荡的年代，仍有一群人在默默记录、研究、保护中华文明的瑰宝。

　　“当时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：一个国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，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，没有了历史就等于亡国了”。

　　置身展厅，凝视它们，不仅能感受到古建筑的魅力，更能体会到一种超越时代的知识分子担当。

　　我想无论是建筑爱好者、历史研究者，还是我们每个普通人，都能从这个展览中获得启发与感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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